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扣针制造业的经典案例阐述了劳动分工在促进专业化和生产力提高上的重要性，并指出市场的广狭程度会限制企业分工的程度。在全球化开始之前，受国内市场大小及生产要素流动不便等因素的限制，劳动分工往往发生在国家内部甚至是企业内部，如早期的美国福特工厂。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高效配置成为可能，企业的产业链与供应链逐渐脱离了企业内部和国家内部的狭小范围分工，全球化供应链、产业链成为常态。

跨国公司通过借助其他国家生产要素优势，将低附加值产业外移，以实现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凭借其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大批外资、外企在中国布局产业链、供应链，通过促进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一举成为世界工厂，就是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延伸实现全球层面的劳动分工的最好例证。全球层面的劳动分工带来了全球层面的同业竞争，竞争又促进创新和增长，尤其是对于产业中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而言，竞争对创新与增长有正面作用。同时，以比较优势为依据的全球层面的劳动分工，又确保了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有利于产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因此，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延伸实现全球层面的劳动分工，将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以新能源汽车和互联网产业为缩影展现出来的中国企业间以封闭竞争取代开放竞争的现状已经对企业技术创新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体有2点：

1.生产活动内部化，牺牲了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竞争环境；

2.内部封闭的供应链体系导致企业依赖企业内部劳动分工，难以整合和利用外部的资源用以实现产品的技术升级。

从技术开放层面看，对封闭供应链的企业来说，在研发成本并非无限的情况下，只有附加值最高的核心制造产品才能得到研发投入以实现技术创新升级，其余自产自销的零部件不仅缺乏同类产品竞争压力，也缺乏研发关注和资金支持。因此，企业核心产品或许可以得到技术升级，非核心的零部件却很难实现价值提升。开放供应链的企业则相反，在将有限科研经费专注于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同时，将其余产品零部件的技术研发升级交给全球市场，在全球同类商品供应商竞争的环境下挑选最合适、最优良的产品。激烈的竞争促使供应商更加注重产品的技术升级以获得比较优势，助推了企业整合全球资源，企业可以同时实现核心技术升级和其余零部件的附加值提升。

从人才开放层面看，人才的封闭性导致企业难以利用全球人才资源与西方企业竞争。中国企业可以有效撬动国内的人力资源，却难以整合利用海外如东欧、印度的专业人才，也因而难以与美国在核心技术研发中取得优势。

从规则、规制制定的层面看，企业间的封闭加剧了中国推动行业规则制定、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规制的难度。封闭性使得企业失去了达成共识制定标准，并将标准推广的意识。如互联网企业，中国在互联网产业的领先优势并没有转化成其制定行业规则的能力。目前全球通行的互联网规则中，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少而又少。因为规则的设立和推广的必备条件是平台的兼容，是普适推广，而封闭导致互联网企业之间缺乏合作共同探寻规则制定的动力，连国内平台的兼容都无法做到，就更难以实现与海外其他平台的兼容。企业技术标准不同，运用规则不同，尽管加总之后的量很大，但大而不强。因此，当西方国家企业在合作竞争中率先设立了行业标准并推广至国际，封闭的中国企业只能选择践行西方制定的全球通行的标准规则。

不管是从技术、人才还是规则、规制层面看，封闭都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不利影响。要改变当下中国企业间的封闭状态，亟须构建一个开放的企业系统，通过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向外延伸，实现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塑造一个企业内部产品技术的竞争机制，并以技术竞争推动技术创新。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方面研究。

徐兰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

文章节选自：郑永年,徐兰朦.企业如何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11):1675-1684,doi: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803005.